屈原专题阅读-远安县第一高级中学

屈原专题阅读

作者：何晓蓉来源：语文组发布时间：2018年06月20日

基础阅读

1.让我们一起缅怀屈原

艾叶黄，挂门堂，堂堂户户，粽子飘香。龙舟扬，汩罗江，江江湖湖，豪情万丈。

楚辞亡，天下攘，攘攘熙熙，总见端阳。屈原殇，千古长，长长久久，英雄儿郎。

——舆骅

引语：端午节，传承了一种情怀，悲壮而凄美，气吞山河。它向世人所传达的，是一个诗人忧国忧民、热爱故土的高尚风格。端午节，沉淀了一种精神，厚重而坚固，历久弥新。它向世人所阐述的，是一个勇士不畏暴虐、坚持斗争的伟大壮举。两千多年以来，端午节所特有的这种情怀和精神，从来未曾改变……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这句诗词正是屈原胸怀鸿鹄之志的真实写照，集中体现了他生命不息、斗争不止的坚强信念，深刻表达了他力挽狂澜、富国强兵的政治抱负。

屈原生活于战国时代，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顷襄王三个时期，系贵族出身，明于治乱，长于辞令，早年曾经深受楚怀王的宠信，官居左徒、三闾大夫等要职。

战国时期，正值七雄争霸、烽火连绵。以国力而论，当时只有秦国和楚国最有可能完成统一大业，尤以前者占有较大优势。在楚国内部，贵族利益集团众多，阶级矛盾突出。面对内忧外患，为了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屈原并没有就此罢休，而是迎难而上。对内，他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加强法治，限制贵族特权，举贤授能，发展经济实力。对外，从实际形势出发，他提出符合楚国长远利益的正确方针，坚决主张联齐抗秦。这样一来，使得楚国曾经一度国富兵强而威震诸侯。可是有谁知道，屈原原本一心为国为民，但是由于其内政外交政策的推行，不可避免地触及了楚国腐朽贵族集团的利益，以致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

怀王十五年（公元前304年），秦相张仪由秦至楚，重金收买靳尚、子兰等人充当内奸，同时以“献商於之地六百里”诱骗怀王，致使齐楚断交。怀王受骗后恼羞成怒，两度出兵伐秦，均遭惨败，便派屈原出使齐国，意欲重修旧好。在那期间，张仪又一次由秦至楚，瓦解了齐楚联盟的计划。怀王二十四年，秦楚黄棘之盟，楚国彻底屈服于秦。屈原随即被逐出郢都，到了汉北。

怀王三十年，屈原回到郢都。同年，怀王被秦国邀约，相会武关并遭扣留，最终客死他乡。顷襄王即位后，继续实施投降政策，屈原再次被逐出郢都，流放江南。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面对国破山亡，屈原悲愤难捱，遂跳入汩罗江，以身殉了一生的政治理想。

屈原的一生无疑是悲壮而又伟大的。虽然他在政治上失败了，但是他始终不渝的效忠祖国的爱国热情，坚持不懈的抵御强敌的战斗精神，和他“可与日月争光”的巍巍人格，千百年以来，一直深深受到世人的缅怀、尊崇和爱戴，感召和影响着无数中华儿女。据史料记载，屈原在两次流放中，先后写下了忧国忧民的《离骚》、《九章》、《天问》等不朽诗篇，影响深远。在这些诗歌之中，屈原尖锐地抨击了当时昏庸王室的黑暗和腐败，表达了他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贞，流露出自己政治理想不能实现的忧愁苦闷。

据说屈原死后，楚国百姓异常哀痛，纷纷涌到汨罗江边去进行吊唁。渔夫们自发性的划起船只，在江面上来回打捞他的遗体。有位渔夫拿出为屈原准备的饭团、鸡蛋等食物，“扑通、扑通”地扔进江里，说是要喂饱鱼龙虾蟹，让它们不要去咬他的身体，人们见后争相仿效，并担心饭团为蛟龙所食而想出用楝树叶包饭，外缠彩丝，最终发展成棕子。一位老医师则拿来一坛雄黄酒倒进江里，说是要药晕蛟龙水兽，以免伤害屈原。从此以后，在每年的五月初五这一天，就有了划龙舟、吃粽子、喝雄黄酒的风俗，人们藉由这种方式来表达对爱国诗人屈原的怀念和崇敬。

两千多年来，端午节从来没有废止过，划龙舟、吃粽子、喝雄黄酒的习俗一直得以延续和传承。时空阻隔，屈原离我们已经实在太遥远了，以至于没有任何印象。屈原留在人们记忆里的，其实已经早就不再是他的音容笑貌，而是他的生平事迹和伟大精神。1953年，在莫斯科举行世界和平大会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上，与会人员一致决定将屈原列为世界文化名人，号召全世界人民隆重纪念他。屈原的名字，永远的留在了世界人民的心中，他对于后世的影响力，由此略见一斑。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就是这样一个诗人，忧国忧民。“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屈原就是这样一个史官，信念坚强。“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屈原就是这样一个勇士，斗志昂扬。“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原就是这样一个英雄，不畏强暴。

不管历史如何嬗变，不管时代如何变迁。自从屈原投入汩罗江的那一刻起，他在楚国百姓心中就牢牢凝固和沉淀了，就注定他的灵魂将得到洗练和超度，割之不断、挥之不去，进而升华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精神。时至今日，“屈原”已经不是尚且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那个屈大夫，他所代表的是一种时代精神、百姓情结和民族文化，穿越着时空，年年相继，代代相传。也就是这样，“屈原”鲜活而永久地活在了百姓心中。

请记住，每一年的端午节，让我们一起缅怀“屈原”！

2.纪念屈原的对联选

旨远辞高，同风雅并举;

行廉志洁，与日月争光。(董必武)

上官吏，彼何人，三户仅存，忍使忠良殄瘁?

太史公，真知己，千秋定论，能教日月争光。(清�李元度)

何处招魂，香草还当三户地;

当年呵壁，湘流应识九歌心。

哀怨托离骚，生而独开诗赋立;

孤忠报楚国，余风波及汉湘人。

亲不负楚，疏不负梁，爱国忠君真气节;

骚可为经，策可为史，经天纬地大文章。(长沙“屈贾祠”楹联)

　　(注：“亲不负楚”指屈原与楚王同姓，故曰“亲”;“疏不负梁”指贾谊与梁怀王异姓，故曰“疏”。策：指贾谊《治安策》)

哀郢矢孤忠，三百篇中，独宗变雅开新格;

怀沙沉此地，二千年后，唯有滩声似旧时。(汨罗江屈原祠)

江上峰青，九歌遥和湘灵曲;

湖南草绿，三叠重招宋玉魂。(清�李元度)

何处招魂，香草还生三户地;

当年呵壁，湘流应识九歌心。(长沙岳麓山的三闾大夫祠)

　　(注：“呵壁”出自王逸的《天问序》：“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泄愤懑。”)

万顷重湖悲去国;

一江千古属斯人。(汨罗江屈原祠清�李次青)

千古名胜又重新，是谁润色江山?应追思屈子文章，贾生才调;

四面烽烟都扫尽，到此安排樽酒，好携来洞庭秋月，衡岳春云。(湖南长沙屈贾祠)

大节仰忠贞，气吐虹霓，天问九章歌浩荡;

修能明治乱，志存社稷，泽遗万世颂离骚。(赵朴初题秭归屈原祠 )

泽畔行吟，五月孤忠沉夜月;

离骚寿世，三闾遗恨泣秋风。(兴化三闾遗庙对联)

千古忠贞千古仰;

一生清醒一生忧。(兴化三闾遗庙对联)

屈平辞赋悬日月;

楚王台榭空山丘。(屈子祠屈原碑林)

学术阅读

屈原：面向风雨的歌者

鲍鹏山

屈原是一本大书，可以让我们代代翻阅而不能尽其义；或者如胡适所说，是一个大“箭垛”，让我们人人都可以向他那里射上心中所想；或者，如我曾经比喻的，是一个大大的“滚雪球”，当他向时光的坡道上滚过一代又一代时，一代又一代的人都可以在上面附着上自己的东西：既是对屈原的新发现，也是价值的增值。是的，物质存在的屈原在公元前278年即已死去，但精神的屈原却永在生长，且日益枝繁叶茂，硕果累累，荫庇着吾国吾民的精神家园，滋养着我们的精神家园。

屈原的代表作《离骚》，若从其具体主张上讲，实际上并不见得有多高明，这话定会让很多人恼火，但我恳求他们让我诚实地说出我的看法。《离骚》的诉说有三个对象：对君，对自己，对小人。简单地说，对君是忠，标志着对士之朝秦暮楚式自由的否定，对士之“弃天下如弃敝履”的自由的否定，也标志着另一种观念的建立：“忠”。这与荀子是一致的，荀子比较起孔、孟，特别强调这个“忠”。

忠而见疑，便是怨。这怨之来处就是“忠”。由忠而见疑产生的“怨”，是很近于“妾妇之道”的，是颇为自卑而没出息的。更糟糕的是，《离骚》还把自己的受委屈、被疏远、被流放归罪于“小人”对自己光彩的遮蔽，对自己清白的污染。这“小人”很像是第三者，插足在自己与君王之间，导致自己的被弃。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失意官僚普遍存在的弃妇心态，就是从屈原开始的。

对外在权威的皈依和依恃，导致先秦士人自由精神的没落。屈原的选择标志着路只剩下一条：在绝对君权下放弃自己的主体选择，除了获得一个特定的君主的认可之外，不能有更多的自由空间。这几乎是一条绝路。贾谊、晁错式的悲剧早已在屈原那里发生，难怪贾谊独独心有戚戚于屈原。

好在《离骚》中还有对自我的充分肯定与赞扬，在很大程度上洗刷了“忠君”带来的污垢，而保持住了自己的皓皓之白。这可能是因为先秦士人主体精神的强大基础尚未坍塌，屈原尚有精神的支撑。令人稍感吃惊的是，正是在屈原这样一位向君权表忠的人那里，这种桀骜不驯的个性精神表现得尤其强烈和突出，除了孟子外，大约还没有人能和屈原相比：他那么强调自己、坚持自己、赞美自己（有不少人就据此认为《离骚》非屈原所作——他们的根据是：一个人怎能这样夸奖自己），而且一再表明，为了坚持自己，他可以九死不悔，体解不惩。正是这种矛盾现象，使得屈原几乎在所有时代都会得到一部分人的肯定，又得到另一部分人的否定。我想提醒的是，在我们大力宣扬屈原忠君爱国爱民的同时，一定不要忘了他张扬个性的一面。这后一点，也许是屈原最可贵的东西。谁能像他那样让自己的个性直面世界的碾压而决不屈服？谁能像他那样以自己的个性去挡世界的战车？谁能像他那么悲惨，谁能像他那么壮烈？谁能像他那样成为真正的战士？

在中国古代，优美的抒情作品实在太多了，但像《离骚》这样华丽的交响乐则太少。单从篇幅上讲，它就是空前绝后的，全篇372句2490余字，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长的一篇，几千年来没有人能打破这个纪录。而其结构的繁复、主题的丰富、情感的深厚，更是令人叹为观止。作为抒情诗，能展开如此宏大的篇章，不能不令人叹服屈原本人思想和个性精神的深度和广度。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它形式上的特点，正是由于他自设情节，使得一首抒情诗才能像叙事诗那样逐层打开，逐层深入，深入到精神的深处，游历到精神之原的开阔地带。抒情诗而有了“情节”，也就必然是象征的、隐喻的，所以，象征和隐喻也是《离骚》的主要艺术手法，比起《诗经》的比兴，屈原“香草美人”的系统性设喻，与上天入地、求女占卜等等自设情节的使用，是一次巨大的飞跃。

不管怎么说，屈原仍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第一位”，盖因他之前尚无称得上伟大的诗人，甚至连“诗人”也不易觅得。《诗经》中可考的作者也有多位，有几位还颇有几首诗保存在这被称之为“经”的集子中，但我总觉得，《诗经》之伟大，乃是整体之伟大，如果拆散开来，就每一首诗而言，可以说它们精致、艺术、有个性，但绝说不上“伟大”。“伟大的诗人”须有伟大的人格精神，可以滋溉后人；须有绝大的艺术创造，可以标新立异，自成格式，既垂范后人，又难以为继。应该说，在这两点上，屈原都当之无愧。就前一点而言，屈原已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虽然对他的精神价值，根据不同的时代需要，代代有不同的理解，比如有时我们理解为“忠君”，有时我们理解为“忠民”，有时我们又理解为“爱国”，总之，他已是我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精神力量的来源之一、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人格精神的诱导之一。就后一点来说，“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他在后半生人生绝境中的数量不多的艺术创造，已胜过楚国王族——也是他的祖先——几百年创下的世俗政权的勋业。他寄托在他诗歌创造中的志向与人格，“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这是刘安和司马迁的共同评价。我们知道，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一言九鼎的。而屈原的艺术创新，“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超经越义，自铸伟辞，“衣被词人，非一代也”——这又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文论家刘勰对他的评价。一个史界的司马迁，一个文论界的刘勰，两个在各自领域中顶尖的人物，对他的精神与艺术、人格与风格，做这样至高无上的推崇，屈原之影响人心、之折服人心，于斯可见。

其实，屈原作品的数量并不多。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列出的数目为25篇，刘向的已散佚的《楚辞》及王逸的《楚辞章句》中列出了这25篇的篇名，它们是：《离骚》1，《九歌》11，《天问》1，《九章》9，《远游》《卜居》《渔父》各1.一篇被梁启超称为“全部楚辞中最酣恣最深刻之作”的《招魂》，不在此列，我颇为遗憾。近世有不少学者力主此作为屈原的作品，我虽拙于考据，但从情感上说，我很希望这篇作品的著作权归于屈原。多年以前，我支边去青海，一待17年之久，常起故乡之思（我本楚人）。每吟那“内崇楚国之美，外陈四方之恶”的《招魂》，尤其是那结尾三句，即不胜感慨之至：

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

魂兮归来，哀江南。

我们知道这“哀江南”，后来被那羁留北方的江南人庾信敷衍成一赋《哀江南赋》，其赋其序，都是文学史上的名篇。

除此之外，即便在25篇之列的《远游》《卜居》《渔父》，也有不少人否认为屈原作品。作为学术研究，他们说什么自有他们的根据，但要让我来作这样的判断，我则没有心情——我不大喜欢他们的“根据”，因为那“根据”本身即不算稳固，我还是依我的“心情”，这三篇，仍为屈原作品。你看这样的句子多么好：

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

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

（《远游》）

这是何等的寂寞！一个人好像突坠一个深黑无底的宇宙黑洞，扪天叩地，寂无回音。近千年后，幽州台上的陈子昂，还在唱这样的调子。再看这样的句子：

谁可与玩斯遗芳兮，晨向风而舒情？

谁？！谁与我一同赏玩芳草？！我只长向清风，舒展情怀！这样的句子，除了屈原，除了这个被命运的风雨拨弄得死去又活来的人儿，谁能写得出？

《卜居》乃屈原卜自己以何居世，这样的大问题，似乎也只有屈原才发问。屈原向太卜郑詹尹一口气问了18个涉及人格、人品、人生策略与人生道德原则的大问题，把郑詹尹问得哑口无言。是的，这样深刻的问题，谁能回答得出﹖

世溷浊而不清：

蝉翼为重，千钧为轻。

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谗人高张，贤士无名。

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

如果说，《卜居》是写公共生活中人以何种面目面世，那么，《渔父》则是写在私人生活中，人如何背转身来，面对自己。渔父给出了一种随波逐流、与世推移的人生策略，但屈原则不能忍心于以自身的皓皓之白，蒙世俗之尘埃。这确实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人的伦理责任确实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着我们自身的逍遥。但在屈原身上，我们却也看到了，正是这种伦理责任压力，使得屈原精神之流的压强增大，使他的人格不断向上，使他臻于伟大之境。

屈原的25篇作品，可以分成三类：《离骚》《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为一类，是屈原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记录，是他公共生活形象的写真，是他的心灵史、受难史、流浪史，是他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见证。《九歌》11篇为第二类，这是一组深情绵绵的情爱类作品，取之于楚国巫风中的娱神歌曲，屈原把它们改造了，变成了他自己的独创，因为他把自己那一往情深的心灵寄托在了里面。第三类只有一篇：《天问》。这是一篇独特的作品：不仅在屈原作品中是独特的，在整个中国诗歌史上都是独特的、怪异的，又是令人震惊的。全诗1500多字，370多句，诘问170多个问题。关键还不是这170多个问题，而是这种疑问的精神与勇气。这种精神与勇气实际上是人类精神的象征。人类精神总是通过人类最杰出的分子——人之子，来做最集中的体现。

在他的第一类作品中，我们可以看见他的痛：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

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

……

这是《离骚》中的句子，充斥着“恐”“太息”“哀”“怨”“忳”（忧愁）……骚者，哭也！为时光哭，为生命短暂哭，为短暂的生命里不尽的痛苦、失意哭。注意，他诗中的“民”，也就是“人”，“民生”即“人生”，“民心”即“人心”。他开始从“人”的角度、“人”的立场来表达愤怒，提出诉求。我们知道，《诗经》中的愤怒，往往是道德愤怒，是集体的愤怒；而屈原的愤怒，虽然也有道德的支撑，但却是个人的愤怒。屈原很执著地向我们诉说他受到的具体的委屈：他政治理想的破灭，楚怀王如何背叛了他，顷襄王如何侮辱他，令尹子兰与靳尚如何谗毁他……他起诉的是这些人对他个人的伤害与不公。他指责他们的不道德，指责他们没有责任心，指责他们道德上与智力上的双重昏聩，但这都出自他很自我的判断。更重要的是，我们从他的诗中读出了人生的感慨，读出了人的命运，读出了一个不愿屈服的个人所感受到的人生困窘，一个保持个性独立意志的个人在集体中受到的压迫甚至迫害。如果说，讲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诗经》，其人生感受的尖锐性大有折挫而略显迟钝的话，那么，怒形于色，被班固批评为“露才扬己”的屈原，则以其“发愤以抒情”（《惜诵》），“自怨生”（司马迁）的诗歌，向我们展示了当个性在面对不公与伤害时，是何等的锋利而深入。这种锋利，一方面当然是对社会的切割，而更重要的，是对自己内心的血淋淋的开剥。伟大的个性，就从这血泊中挺身立起。

曾歔欷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

揽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

我们在《离骚》《九章》等作品中，看到了一个泪流满面的诗人；看到了一个时时在掩面痛哭的诗人；看到了一个面向风雨“发愤以抒情”，又对人间的邪恶不停地诅咒的诗人；一个颜色憔悴，形容枯槁，行吟泽畔，长歌当哭，以泪作诗的诗人。可他并不脆弱，并不告饶，并不退却——不，决不。他已从人群中上前一步，成为孤独而傲慢的个体，与全体对立，他决不再退却：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诗经》的俗世精神很了不起，但从另一方面讲，这种俗世精神恰恰消解了个人的意义，消解了个性与社会的对立，从而阻碍了个性的张扬。它入世的深度恰恰减少了个性的深度。而屈原，由于他已被主流社会抛弃——他的被流放是一个很有象征意义的事件，而他的《远游》，则正是他精神的自我流放——他有深刻的孤独。在以不堪一击的个体面对命运时，个性在绝望中显示了它的高度、深度与完美。刘勰说楚辞是“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鲁迅说楚辞是“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并且较之《诗经》，说它“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屈原是被人群抛弃的，有人会说抛弃他的只是楚怀王、顷襄王父子，但从对体制高度认同的屈原来说，被这一对父子抛弃，就足以使他有“国无人莫我知兮”（一国中没人知道我）的孤独感。假如屈原是一个脆弱的人，或者说，他的个性还不够坚定，他可能会试图改变自己，再回到人群中去，但偏偏他是一个倔强而不肯一丝迁就的人，纯洁而不受一丝污浊的人，一个九死不悔的人，于是，便出现了这样惊心动魄的对峙：一边是世俗的强大权力及权力控御下的人群及其思想，一边是孤独无依却一意孤行决不屈服的个人。屈原的伟大，即体现在这种对峙之中。他的失败，就因为他取对立的立场而不曾屈服，他的成功与辉煌，他的光荣与梦想，也是因为他取对立的立场而不肯屈服。所以，我曾在《屈原：无路可走》一文中说：“屈原之影响后世，是因为他的失败，这是个人对历史的失败，个性对社会的失败，理想对现实的失败”。屈原的作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关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血肉之躯与社会、文化发生冲突，并遭至毁灭的记录，是有关人类自由、幸福的启示录。所以，如果我们说，《诗经》是北方世俗生活的记录，它反映了周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因此被冠之以“现实主义”的名目，那么《离骚》，则是一个苦难心灵的记录。《诗经》反映的是生活中的冲突，《离骚》则由生活中的冲突深入到内心的冲突。“离骚者，犹离忧也”（司马迁），“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已遭忧作辞也”（班固）。是的，“离骚”乃是一个强悍不屈的个性心灵的痛苦心声。它体现了个性的深度、痛苦可以达到的深度，它是自我的觉醒，自我的坚持，自我的抗争，是追求自由、幸福与个人信仰的曙光。

所以，我说，屈原的作品，数量虽然不多，但却几乎都是“大诗”，有大精神，大人格，大境界，大痛苦，大烦恼，大疑问，大爱大恨，大悲大喜。他直往个性的深处掘进，决不浅尝辄止，决不“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乐而不淫”；他就往这不“中庸”的狂狷的路上走，决不回头，直至决绝而去，一死了之。他对邪恶，怨而至于怒了，他对自己，哀而至于伤了。他的文学形式，较之《诗经》的节制，他的篇幅与情感，真的是“淫”（过分）了。所以，我曾说，《诗经》中任一首诗，单列出来，都略显渺小，它们靠的是群体的分量而占有文学上的一席之地。而屈原的作品，如，《离骚》《天问》《招魂》，以及《九章》中的那些杰出的篇目，是可以单独地自立于诗歌之林，单独地成为一道风景，称得起“大诗”的。即如他的《九歌》，写苦写痛，写爱写痴，写恋写愁，写盼写思，无不一往情深，直叫人有惊心动魄之感：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湘夫人》）

直让人在那心灵深处，突然升起一腔柔情蜜意，不拥入怀中不能自已。可那袅袅秋风，已不知从何处悄悄袭来，让洞庭生波，让木叶飘零，让山河变色，让我们心底生凉……

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

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

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

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

—— （《少司命》）

较之《诗经》中的爱情诗，《九歌》的境界更高，意味更深，情韵更永。事实上是，《诗经》中的爱情诗，都来自于具体的“爱情事件”，即它都是具体的爱情经历的记录。而《九歌》中的爱情诗，则没有这样的背景，它纯粹出自于对爱情的想象。所以，它更抽象，更哲学，是哲学化的爱情，所以也更有象征的意味。如果说，《诗经》中的爱情诗让人觉得亲切，让人恋起俗世的温暖与幸福，那么《九歌》中的爱情诗，则让人飘忽，让人惆怅，让人怀疑俗世幸福的可能性，与爱情的真实性。屈原是悲剧性的，无论是他的人生，还是他的艺术。他有直探世界悲剧本质的洞察力。即使是温暖的爱情，他在写出它的温馨与令人哀哀欲绝的柔情的同时，却也写出了围绕在它四周的寒凉，使其不可驻如梦，不可掇如月，不可揽如云，不可止如水……他的这一组写情爱的诗足可以上升为哲学，成为哲学寓言。

屈原的作品，被称为“楚辞”。何为“楚辞”，我用一句话来说，楚辞——楚国诗人屈原等人在吸收楚国民歌艺术营养的基础上而创作出来的带有鲜明楚国地方语言色彩的新体诗。“楚国诗人”“楚国民歌”“楚国地方语言色彩”，说明了“楚辞”中的“楚”字，而“新体诗”，则说明了此“辞”并非《诗经》式的旧体诗，它不再是四言体式，而是自由奔放的杂言诗，篇幅长大宏阔，情感深沉博大，思虑曲折深刻，“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刘勰《文心雕龙。辨骚》）。“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之上”（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拓展阅读

1.寻觅中华: 屈原

余秋雨

直到今天，很多文学史论著作还喜欢把屈原说成是“爱国诗人”。这也就是把一个政治概念放到了文学定位前面。“爱国”？屈原站在当时楚国的立场上反对秦国，是为了捍卫滋生自己生命的土地、文化和政权形式，当然合情合理，但是这里所谓的“国”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我们不应该混淆概念。在后世看来，当时真正与“国家”贴得比较近的，反倒是秦国，因为正是它将统一中国，产生严格意义上的国家观念，形成梁启超所说的“中国之中国”。我们怎么可以把中国在统一过程中遇到的对峙性诉求，反而说成是“爱国”呢？

有人也许会辩解，这只是反映了楚国当时当地的观念。但是，把屈原说成是“爱国”的是现代人。现代人怎么可以不知道，作为诗人的屈原早已不是当时当地的了。

寻常老百姓比他们好得多，每年端午节为了纪念屈原包粽子、划龙舟的时候，完全不分地域。不管是当时被楚国侵略过的地方，还是把楚国灭亡的地方，都在纪念。当年的“国界”，早就被诗句打通，根本不存在政治爱恨了。老百姓比文化人更懂得：文化无界，文化无价。

在诸多同类著作中，我独独推崇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那一部《中国文学史》对屈原的分析。正是政治上的障碍，指引了文学的通道。落脚点应该是文学。

我的说法可能会更彻底一点：那些日子，中国终于走到了应该有个性文学的高点上了，因此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派出一个叫屈原的人去领受各种心理磨炼。让他切身体验一系列矛盾和分裂，然后再以自己的生命把这些悖论冶炼为美，向世间呈示出一个最高坐标：什么是第一等级的诗，什么是第一等级的诗人。

简单说来，这是一种通向辉煌的必要程序。

抽去任何一级台阶，就无法抵达目标，不管那些台阶对攀援者造成了多大的劳累和痛苦。即便是小人诽谤、同僚侧目、世人疑惑，也不可缺少。

甚至，对他自沉汨罗江，也不必投以过多的政治化理解和市井式悲哀。郭沫若认为，屈原是看到秦国军队攻破楚国首都郢，才悲愤自杀的，是“殉国难”。我觉得这恐怕与实际情况有一点出入。屈原自沉是在郢都攻破之前好几年，时间不太对。还有一些人认为是楚国朝廷中那些奸臣贼子不想让屈原活着，把他逼死的。在宽泛的意义上这样说说也未尝不可，但一定要编织出一个谋杀故事，却没有具体证据。

我认为，他作出自沉的选择有更深刻的因素。当然有对现实的悲愤，但也有对生命的感悟，对自然的皈服。在弥漫着巫风神话传统的山水间，投江是一种凄美的祭祀仪式。他投江后，民众把原来祭祀东君的日子转移到他的名下，前面说过的包粽子、划龙舟这样的活动，正是祭祀仪式的一部分。

（节选自余秋雨《寻觅中华》，有改动）

2.屈原：无路可走

鲍鹏山

①他不理解邪恶与不公。他无法和他们和平共处，哪怕是虚与委蛇。他谨持着他理想的绝对纯洁，是的，他至死也不曾丢失一寸土地，他是代表独特个体而与社会宣战的最伟大最掺绝人寰的战士。因为他的绝不让步，这世界有可能免于全面堕落。

②屈原坚定地忠于自己的内心感受。屈原爱君、恋君．这只是因为只有楚怀王才能实现他的理想，对那个顷襄王，他就毫无思慕之情．因为他对这个憨大孱头不抱任何希望。他是一个个性极强，意志极强，脾气也极坏的人，是一个极自尊的人。他的作品是“发愤以舒情”的产物、是无休无止的“怨“，“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刘安、司马迁所标揭出来的．就是屈原的“怨君”及其合理性。而班因则只承认屈原“忠君”。而不满于他的“怨君”了，班固的这一改造，便形成几千年的沉沉大雾：由“忠君”(班固)到“忠国”(王夫之)再到现代的“忠民”。但我这里要恢复屈原的本来面目：他忠于自己，忠于自己的感觉，忠于自己的良心！

③《九歌》是屈原生活以外的作品，体现的却又恰是屈原内心的柔情。他本来应该生活在“九歌”的境界中的，他应该是“九歌’”中的人物：浪漫、多情、敏感，诗意纵横，文采斐然。《九章》是屈原生活的记录，却又是屈原内心中最无奈的遭遇。《九歌》和《九章》实在是水火不相容的两个世界：一个是柔情似水，佳期如梦；一个是炼狱之火。死去活来。屈原就挣扎在这两个世界之中。一个最柔情的人碰到最冷酷的现实，最纯洁的人落在最肮脏的泥塘。一个如此遵循心灵真诚的热病不要得不应付现实的虚伪。一个如此热爱真理与正义的人却得不到真理与正义的庇护—是的，是我们以血肉之躯支撑着真理与正义，而不是真理与正义在支持着我们的事业!

④屈原之死往往使我想起另一个楚人之死：项羽。两人都是自杀，且都死在水边：屈原自沉于汨罗之波，项羽自刎于乌江之畔。两人都死于自己对别人的不容：项羽决不宽容秦人。这两人的死，可能暗示着，我们民族的一些真性情死了。我们民族最殷红的血流失在水中，被冲淡了。乡愿活着，滑头活着，奸诈活着。他们使这个世界的生态更加恶化，更不适合人的生存。

⑤屈原确实偏激。岂止是偏激，屈原还有许多别的缺点。但我总以为偏激的人往往有真性情。更重要的是，偏激的人往往不是小人——因为小人总是很圆通的。

⑥屈原还有许多别的缺点。屈原是一个心性褊狭的人，是一个因为太纯洁而褊狭的人。屈原是一个不稳重的人，是一个因为太多情而不稳重的人。他脆弱，却是因为他太珍惜一些东西，在这——点上他又有真坚定，真强大。他也浮躁，因为他执着理想而不能片刻安于现实。他在他的理想中陶醉着，时时被他的理想鼓舞看，以至有时失却了现实感。但我总以为像屈原这样的人往往有真性情。

⑥况且，有缺点的战士毕竟是战士。

⑦完美的苍蝇终究是苍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