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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大会素材阅读集锦

汤凌云        

 

“诗词综艺热”是时代的声音

这些年来还曾流行过汉字听写大赛、成语大赛……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公众并非一味喜欢庸俗流行主义，依然有着高层次的文化需求。

 

“我本来以为收视率会低呢，没想到周围人都天天等着看”“我妈一边看一边问我，唐朝诗人是不是李白最厉害……”这几天的论坛上，诸多热议指向一档最初并不被特别看好的综艺节目《中国诗词大会》。从16岁“诗词达人”到点评嘉宾，甚至主持人的串词，皆成热点。印象中，古诗词除了学生课堂学习，似乎离社会生活有些远。此番热潮，很是出乎意料。（2月6日《解放日报》）　　

这个春节，电视基本上被《中国诗词大会》“霸屏”了。无论在家团聚，还是走亲访友，如果恰逢诗词大会时间，几乎都放着这档节目。这档节目，真正实现了“有意义”与“有意思”的融合，是少有的老少皆宜。　　

乍看起来，这档节目的走红，有些出人意料。春节期间观众喜欢的综艺节目类型，不外乎“一笑二闹三跳四唱”——这也是当前市场供给的主要形式。《中国诗词大会》，听起来就很有“文艺范”，似乎曲高和寡。可事实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　　

任何一种流行现象的背后，都对应着复杂而深刻的社会现实和社会心理。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接受了时代多元多样的概念。拿文化供给来说，很多人往往认准庸俗流行主义，认为粗浅的才是市场的。可在事实上，公众也有高层次的文化需求，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娱乐至死”。而这部分需求，却被有意无意地屏蔽。　　

“诗词综艺热”的出现，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这一热点与当代国人强烈呼唤传统文化回归的时代背景紧密相连，是国人文化自信的体现。其实，远远不止是《中国诗词大会》，这些年来还曾流行过汉字听写大赛、成语大赛……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公众并非一味喜欢庸俗流行主义，依然有着高层次的文化需求。只要传统文化找到好的表现方式，肯定受到欢迎，这是毋庸置疑的。　　

“诗词综艺热”是时代的声音，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优秀传统文化依然有着自己的受众，其关键就在于有没有人去做传播工作，能不能创新传播形式，做到既有意义又有意思。对于传播机构来说，通过创新的手段，让传统文化“飞入寻常百姓家”，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何乐而不为？

 

唤起“诗心”，更要唤起“诗教”

——《中国诗词大会》热播的启示之一

人文教育的特征是厚积薄发，期待已经体现可观效应的《中国诗词大会》这类节目，多多“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用唤起的“诗心”，引导“诗教”的勃发。

日前，复旦附中高一女生武亦姝在央视《中国诗词大会》总决赛中一举夺冠，并因在节目中的出色表现一夜走红。

这位斯斯文文、戴一副眼镜的长发女孩，在屏幕上神闲气静、从容应对，最终以《诗经》里“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一句在“月”字“飞花令”环节胜出，让网友们一致表示服气。这也让我们感觉到古典诗词作为中华文化的经典，流淌在我们的血脉里，行云流水、宛若天成般地抒写着我们的悠远神思和悲欢离合。这不是性质已变的诵经班一类炒作可以替代的。

不过，复旦附中的语文教研组长黄荣华，面对盛誉，反而吐了一番苦水：素质教育与应试教学不易协调。即便是在古诗词的教学中，应试模式也是避不开的。据报道，武亦姝能背2000首古诗词，更多源于其个人对诗词的爱好，并不具有普遍性。

可喜的是，素质教育今天铺展开来，《中国诗词大会》这类节目不过是其中一例。放眼中国和西方，人文传统即便被边缘化，终究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就西方古典教育的“自由七艺”而言，它将其中的文法和修辞改造成人文精神的培训，要求学生能读会写，着重训练学生翻译和阐释古代经典的能力。

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古典文献中的人文主义从文本到课堂，从课堂到人生，从人生到社会，普及开来。其最重要的核心，是培养学生做一个正直的人。这与我们今天见证的中国古典诗词启蒙热情，何尝不是殊途同归。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其名著《区隔》中，提出文化也是一种资本，可以和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一样发生功用。文化资本如何获得？在布尔迪厄看来，它有赖于从婴幼儿时代起，在家庭内部不知不觉早早获得的全部知识。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文化修养，更多取决于家庭和社会环境。

良好的教育固然重要，良好的家庭和社会氛围更为关键。今天，我们普遍感到人文缺失，普遍在急功近利、揠苗助长，这也是无奈的事实。人文教育的特征是厚积薄发，期待已经体现可观效应的《中国诗词大会》这类节目，多多“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用唤起的“诗心”，引导“诗教”的勃发。

 

诗词大会能改变白茹云的命运吗

 

除了权利之外，更应该关注白茹云们的精神世界。

 

40岁的白茹云是河北邢台市南和县的一个农民，2011年罹患淋巴癌，在病床上与诗词结缘。2017年2月6日，她在《中国诗词大会》的舞台上讲述了自己和诗歌的故事。《中国诗词大会》上的二十几分钟，白茹云让观众过目不忘。

《中国诗词大会》上最让人动容的选手，既不是才貌双全的00后少女武亦姝，也不是沉稳而又有底蕴的北大博士生陈更，而是身患癌症的河北农民白茹云。动容，并非源自她多有才思，也不是她的淡定气质，而是她的苦难命运。

动容源自多重“冲突”。也许在一些人看来，既然是农民，种好地就是了，干嘛喜欢上诗词，附庸风雅？既然患上癌症，好好治病就是了，不应该有闲心品赏古代诗词啊。既然家庭贫寒，治病让家庭境况雪上加霜，更不应该埋首于诗词欣赏。这么多违和，自然让人难忘，也让人关心白茹云的悲苦遭遇。

谁说农民就不能喜欢上诗词呢？写诗、背诗不是诗人的专利，任何人都可以写。此前媒体披露了一群工人诗人的境况，他们喜欢写诗，且写得不错，比如曾在东莞打工的打工妹郑小琼，其笔下有流水线上的工人，有自己苍凉的际遇，她的诗作多次获得官方大奖。

再比如有个叫老井的矿工，写过矿难的诗，有这么几句：在辽阔的地心深处/有几十个采摘大地内脏的人/不幸地承受了/大地复仇时/释放出的万丈怒火，已炼成灰烬……兄弟们/把你们悲戚、潮湿的灵魂/这条条闷热、漆黑的闪电/都伏到我的肩上吧……这样的诗是用心写出的，不装不俗，字字撞击读者的心扉，让人读后无不震撼。

我们应该意识到无论农民还是工人都有权利喜欢诗词，别一相情愿认为诗歌是贵族的游戏，舞文弄墨是文化人的特长。殊不知，这些基层的人最不缺生活，更不缺情感，也不缺不幸，他们的生活也许与诗意无关，但他们具备了写诗的基本条件。诗歌的最初起源不就是与劳动相关吗？我国最早的诗集《诗经》中不是有太多描写劳动的名篇吗？比如《伐檀》、《大田》、《丰年》。早就有人说过，劳动者是真正的诗人。

除了权利之外，更应该关注白茹云们的精神世界。一说到文化精神生活，我们就想到了城里人享受的文娱活动，对于农民来说，他们难道没有这方面的需求？白茹云接受采访时透露了一个细节，她参加《中华好诗词》，节目组看她没有书，就送了一套唐诗、宋词、元曲，有十几本。不少农民有文化，也喜欢看书，但舍不得花钱买书，我们常说文化下乡，像白茹云这样喜欢看书的农民，他们太需要精神食粮了。

此外，不能不关注白茹云们的困苦难题。白茹云是癌症病人，她是家里老大，有三个弟弟。小时候，放学了和假期的任务就是看弟弟，有个弟弟脑子里长瘤，“现在已经痴呆了，傻了”，还有一个弟弟，“8年前在北京打工，后来失踪了，再也联系不上了”。说是命运多舛还真非虚言，对这样的家庭，全社会是不是该伸出援手？白茹云也称，希望失踪的弟弟能回来，家人都平平安安。这个卑微的愿望，何时才能实现呢？

白茹云，凭借着《中国诗词大会》成名了，命运也许会有改观。得承认，白茹云的生命状态里并没有诗情画意，相反，却充满了种种痛苦。诗词，也许是纾解苦痛的解药，也许是抚慰灵魂的处方，但是并不能真正使她彻底改变命运。在华彩的舞台上，有人看到了白茹云的坚强，也有人看到了她的悟性，相关部门看到了什么？

 

我们写不出好的古诗了，但至少还能消费

 

如果诗歌成为普通人生活的一部分，有什么不好呢？

 

《中国诗词大会》火了！据央视数据显示，该节目全部10期累计收看观众达到11.63亿人次。这样的节目，能引起社会极大关注，是一个好事情。相比于几家卫视请明星玩游戏的真人秀，背诵古诗词可谓是真人秀中的一股清流了。距离胡适提倡新诗的新文化运动刚好一百年时间，中国人突然又爱上古诗词，实在是相当耐人寻味的事。

有不少朋友对这档节目持批评态度。他们认为，古典诗词是高雅的、精英的，是不适合大众化的，这样背诵和宣传并不合适。还有人认为，这种节目的火爆，恰恰说明中国诗词文化已经堕落不堪：所谓才子才女，都只会背诵而已，他们不懂平仄，更写不出来好诗。

这样的说法当然有点道理。在我们的文化观念中，诗是语言刀尖上的舞蹈，是文学各体裁的王者。诗人这一称谓，一度高冷又让人崇拜。上世纪80年代，写诗的中文系男生，在校园中能找最漂亮的女朋友。但是自90年代以来，社会日益趋向现实，诗人遭到冷遇，甚至提这个词会显得很尴尬。

诗坛一度面临这样的窘境：新文化运动宣告了古体诗的死亡，100年过去，现代诗（白话诗）还没有完全征服普通大众，甚至现代诗也有玩不下去的感觉。90年代的先锋诗歌实验，代表着白话诗在技艺上的巅峰，但是不要说普通大众，大多数中文系本科生也读不懂了，诗歌成为彻底小众的文学。

局面在最近几年有所改观，智能手机时代，在技术上让写诗变得容易。仿佛一夜之间，出现了很多诗歌公众号——即使是营销号，也会把排版搞得和诗歌一样。“诗，就是断行的艺术”，这是对白话诗最大的嘲讽，但是却也证明，诗歌不再是少数精英把持的游戏。

因此，不要把普通人对诗歌的热情，与真正的诗人在技巧与语言上的探索混为一谈。手机互联网时代，诗重新走进大众，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消费行为。在手机上听配乐的诗，在朋友圈敲下几行语无伦次的感想，确实不高雅，但是也并没玷污诗歌的光荣。

在听到崔健的声音之前，我读他的歌词，那时我以为他是和北岛一样出色的诗人呢。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更遥远的古代，在《诗经》或者更早的时代，在还没有诗学的时代，诗歌与劳动人民贴得很近。即使是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宋词，很多在宋代也是边喝酒边吟唱，远没有今天人们所想的那样高冷。如果诗歌成为普通人生活的一部分，有什么不好呢？

《中国诗词大会》受到追捧，背后就是中国人对诗歌的需求。在任何时代，被历史挑选后的精致的汉语，都会唤醒中国人共同体的意识。中国人再也写不出那么好的古诗了，但是至少还可以消费古诗。

如果有更多人读古诗（不必到电视上），对现代汉语是有益的，我们的语言正在粗鄙化，正需要这样的回调。其实，放在整个诗歌史的长河中，百年新诗史，只是其中短暂的片段。如果中国人的古诗词素养再高一些，即使对白话诗的写作，也是有益的。

 

古诗词的正确打开方式不止背诵

若止步于背诵、不懂欣赏、不深究内涵，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果仅停留在“知道主义”，恐怕很难形成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基因链条。

满屏竞传飞花令，一众争说武亦姝。春节长假期间，一档名为《中国诗词大会》的电视节目广受关注，来自各行各业、不同年龄的选手以诗为剑，一较高下，引人入胜。有人为此惊呼：中国诗词的春天来了！

诚然，这样一档形式活泼的电视节目迅速带起“人人读诗、人人爱诗”的风潮，让人们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之美，无疑值得肯定。然而，比赛中也暴露出一些选手只知背诵、不知其意，不懂平仄对仗，甚至不知道诗词中一些字的正确写法，这样的问题发人深省——中国古诗词的正确“打开方式”，难道就只是背诵吗？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不可否认，背诵是创作的基础，没有数量的积累，一切都是空谈。但是，若止步于背诵、不懂欣赏、不深究内涵，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果仅停留在“知道主义”，恐怕很难形成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基因链条。

千年往事凭诗见。我们身处诗词的国度，在灿若星河的名篇佳作中，可以寻到自己的来路，探出未来的方向。只有将诗词的熏陶融汇到国民教育的各个环节，将优秀传统文化的元素与社会生产生活深度融合，这些流传千年的优秀精神财富才能摆脱昙花一现的命运，真正活起来、传下去。

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这种认识已经开始深入人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在以现代人喜闻乐见的方式走进千家万户。借助丰富多元的传播手段，“听写大会”、“成语大会”等电视节目正在唤起大家对汉语言文化的关注与兴趣；“为你读诗”、“书香中国”等文化活动让人们在奔波之余享受心灵的慰藉；传统文化进校园、进社区的国家教育规划，唤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珍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色，描绘当代中国的文化亮色。

古诗词的正确打开方式不能止于背诵，而应沿着古人的生花妙笔一路上溯，去探寻他们“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的那份执著，去用心感受诗意之美。

 

 

武亦姝和赵雷为何火了

近段时间，一个“才子”、一个“佳人”陆续成为朋友圈里的刷屏人物。前者是赵雷，一位民谣歌手，凭着一首《成都》，在湖南卫视节目《歌手》中甫一登台，就拿到了第二名的好成绩；后者是武亦姝，一名中学生，在央视《中国诗词大会》上一鸣惊人，成功问鼎。一个现代、一个传统，两人的“意外火爆”，看似不搭边，背后或有着相似的原因：唤醒人们对优雅文化的渴望 。

撇开《成都》的曲调不说，它的词本身就是一首诗歌。“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让我依依不舍的，不止你的温柔……分别总是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抑扬顿挫的韵律、画面十足的文字，比起声嘶力竭的无端发泄，赵雷的笔触就像冬日的一缕阳光，给我们带来温暖而沉静的安抚。也无怪乎有人在安静听完这首歌后，感慨：“成都因为赵雷的《成都》更加成都。”话虽绕，却点出了《成都》火的缘由：共鸣。

同样，武亦姝的火，也不仅仅因为她高挑的个子、俊秀的外表、温婉的气质，更是她身上浸润的深厚文化底蕴对集体记忆的唤醒。从《诗经》里的“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到《将进酒》的“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从苏轼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到陆游的“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武亦姝用舞台上的惊艳表现，唤醒了无数观众共同的文化记忆。很多人或许在忙碌的生活中，在红尘的追逐中，早已经忘记了诗词的意义，但蓦然回首，却发现那些纯洁心灵、净化灵魂的传统文化，就隐藏在心灵深处。这样的集体记忆，怎能不令人泪奔？怎能不令人感动？

其实，不管是打动人心的民谣，还是古典雅致的诗词，流淌于其间的，正是“雅文化”的血液。古典诗词，自不用说。不少民谣，也正是因为其历经打磨后，刻画出人生的百态，引发大家的共鸣，增厚人心的土壤，由此才成为“爆款”。叶嘉莹先生曾指出，诗歌的用处，正在其可以唤起人们一种善于感发、富于联想、更富于高瞻远瞩之精神的不死的心灵。这句话，同样也适用于其他文学艺术作品。一部作品，假如充斥着庸俗、低俗的元素，弥漫着无聊、空洞的气息，或许能赢得一时火爆，但却难言持久。更别说，那样的作品除去发泄、抱怨之外，对于心灵成长，又有何益可言呢？所以说，有意义的作品才是培厚文化土壤的养料。

当然，俗和雅，并非截然对立。雅，并不意味着追求“小众化”，不考虑大众的接受能力；雅，更不意味着故弄玄虚、无病呻吟。恰恰相反，所谓的“雅”，是要以“意义”驯服“庸俗”，用朴素纯粹的美打动人心。那些传唱久远的歌曲，那些广为流传的诗歌，不管是让人感动也好，引人深思也罢，不都因其有着独特的美才被人们传唱么？可以说，“雅”的品质，有时同样需要有“俗”的演绎，只不过，这种“俗”并非庸俗、烂俗，而是通俗。

赵雷、武亦姝有两句话，格外令人印象深刻。一句是，“人生需要不断感动，才能守住那些始终干净的东西”；另一句是，“文化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烙印终归会显现出它的力量”。“始终干净的东西”“文化的烙印”，表述虽有不同，但无疑，都是对雅文化的一种呼唤。拒绝那些虚伪的东西，用有意义的文化涵养现代心灵，这，或许是是赵雷、武亦姝给我们带来的最大文化启示。

 

从赵雷到武亦姝，别让“清流”只停留在感叹和想象

 

一个是民谣歌手，一个是中学生，前者用一曲舒缓清新的《成都》刷爆朋友圈，后者则凭借一连串脱口而出的诗句转瞬成为“国民女神”。

　　即便只是看上面这段话，诸位也知道笔者要说的是这段时间的两位现象级人物，参加《我是歌手》的赵雷，以及参加《中国诗词大会》的武亦姝。比起观众和网友们那些毫不吝惜的赞美之词来说，笔者更好奇的是：他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触及到了人们心灵？

　　二人之所以在一众选手中脱颖而出而受追捧，直接原因就在于“反差”。相比于那些成名的大咖歌手飙高音、炫唱功，赵雷胜在表演的简单、朴实与表达内容诗意的反差上；而相比于一些成年选手，武亦姝则胜在年龄和气质的“弱小”与表现出的强大诗词量反差上。

　　对观众来说，人们不会在意赵雷此前已经多次参加综艺节目，而武亦姝那句看似生僻的“七月在野，八月在宇……”其实出自所在中学的校本教材。这样讲不是要对二人进行苛责，而是想说明，人们的感叹更多时候是出现在对比中，在人有我无的情况下放大了想象。

　　人们赞叹赵雷，是因为歌声中提供了一个美好生活的想象；人们赞叹武亦姝，是因为她的表现提供了一个才女想象。这些想象正是人们在现实中感到稀缺的，因此才会有人形容二者“是综艺界的一股‘清流’”。不过，是音乐和诗词本身所具有的魅力打动了我们么？未必。在笔者看来，对很多人来说，更多的恐怕只是这些想象暂时满足了稀缺精神需求而已。

　　对一档节目或当事人而言，受到了人们交口称赞，接连制造了热门话题，获得了空前的关注，这可以算是一种成功。问题是，当我们回到现实中时这种想象又能持续多久？具体一点儿说，有多少人会选择像赵雷一样一度“漂泊”在酒吧驻唱？又有多少家长可以让孩子放弃各种舞蹈班、奥数班而去背成百上千的古诗词？

所以，不该总是在感叹，更重要的在反观每个人自己：我们是否真正领略到了音乐和诗词的魅力？我们是否能保存和实践人类心中那份对真善美的朴实追求？如果像某些网友那样看完节目，去买上一本《唐诗三百首》做做样子，那就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我们是不是与古典汉语过于隔阂了

缺少厚重的经典阅读，一个人的内心就会变得苍白而贫瘠。

 

    不久前，纽约一所高中的中文期末考试卷爆红网络。明明是中文试卷，上面白纸黑字写的是汉语，但一些网友表示“居然一道都不会做”，报道甚至夸张地称“有人掩面而逃，有人开始怀疑人生”。

我仔细看了网上流传的那张试卷，它主要由三部分组成，找反义词或近义词、造句与作文。作文题为三选一：莲花的启示；永远的昭君；读“大鼠”有感。说实话，这样的题目，相比国内某些令人吐槽的语文试卷，比如将一篇好好的文章粗暴肢解、大卸八块，再挖空心思、掘地三尺寻找各种“意义”、并为此准备了一套标准答案——它的难度并不算离谱。

之所以许多人面对这张试卷会犯晕，可能跟试卷里有不少对我们来说相对陌生的古典意味较浓的词语有关。比如，给僦居、啖、齕等词语找近义词，给羁绊等词语找反义词。这当中，除了“僦居”（即“租屋而居”）这个词现代人较少使用之外，其他的实际上也谈不上有多冷僻啊，这只能说明，我们与古典汉语已经过于隔阂了。

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度，是诞生过诗经、先秦诸子与李白杜甫的国度。虽然现代文早已取代了文言文，但是，通过那些古典的文字，我们才能读懂一个古典的中国，我们不能过多地切断了与古文的情感及精神联系。很小的时候就看到过一个典故，说是欧阳修有一天和大家出去玩，路上看到一匹马发疯奔跑，把狗踏死了。欧阳修说，谁能用最少的字把这件事写出来？结果有人写了几十个字，有人写了十几个字。欧阳修说，如果你们这样写历史，四百年唐史要多少房间放？他最后说，这事六个字就可以搞掂，即“马逸毙犬于途”。看看，文言文是一种多么精妙的语言啊。唐诗不可译，也正在于此。

多年前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过，一些台湾老兵没读多少书，但写起家信来却文雅庄重，古风俨然。顺便想起一事，高中毕业那年，我曾向湖南师大资深教授马积高先生写信自荐，为表示尊敬，在信封上写下“敬启”二字。后来教授回信说，“你这是要我恭恭敬敬地把信封拆开吗？”此细节我一直不敢忘怀。

事实上，如今作为大众畅销读物存在的经典普及读本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作为专门面向青少年的读本而存在的，冯友兰的《新世训》、朱光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的部分章节，最初都是在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杂志上发表的。朱自清写《经典常谈》，本意是写给中学生看的，但这个通俗的小书现在也成为经典。这似乎说明，如今大众的经典阅读水平较之过去已有所下降。

进一步说，浅阅读、娱乐化是目前我国青少年阅读存在的最大问题。显然，如果一个孩子的阅读脱不了娱乐明星、星座运程之类的话题，或者总是处于言情、穿越、虚幻的包围之中，思考能力会随之降低。缺少厚重的经典阅读，一个人的内心就会变得苍白而贫瘠。据闻今后中小学语文教育将加大古文阅读比重，这是好事，将使我们的灵魂更好地与诗经、与先秦诸子、与李白杜甫的灵魂连接起来。

 

黄鼠狼给鸡拜年：科学怼文化的尴尬

如果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的话，那么人们太严谨，文化就害怕。

 

鸡年春节，许多人都在除夕提前拜年，搞得大家都在问这是什么梗，以为弄错了千年如一的大年初一拜年的习俗。后来才知道，今年是鸡年，过了年三十拜年就有黄鼠狼给鸡拜年的嫌疑，所以要提前拜年。

哼哼，这显然有违中国几千年来的民俗，需要纠正。但是，需要站在科学的高度来怼这种不按年俗拜年的做派。于是就有了科学纠偏，说的是，人家黄鼠狼几乎是不吃鸡的，既然黄鼠狼并不图谋吃鸡，为何要给鸡拜年，所以黄鼠狼给鸡拜年是千古奇冤，以讹传讹。

最直接的证据来源于野生动物研究人员、《兽类学报》副主编盛和林，后者在1983年发表在《大自然》杂志上的文章《黄鼬功大过小》称，他们在浙江、安徽、湖北、河南、吉林、内蒙古、山西、河北等主要产区解剖过4978只黄鼬(黄鼠狼)的胃，发现它们主要吃老鼠、蛙类和昆虫，也吃蛇、蜥蜴、小杂鱼，甚至蜗牛、蚂蟥、蚯蚓等无脊椎动物。在食物严重缺乏时，个别的也以甜味的芦苇根和薯块充饥。在解剖中，仅发现两个胃内有家禽，一个胃内有幼家兔。

也就是说，黄鼬的食谱非常广泛，但是其真正偏爱的食物是老鼠，占其食物总量的30%-70%。因此，黄鼠狼对于除鼠害和保护粮食有功。这个认知当然是科学的，因此研究人员提倡保护黄鼠狼。

其实，保护黄鼠狼的倡议早就被包括盛和林在内的科学家提出来了，其理据就是，人们对黄鼠狼有偏见，最大的偏见就是认为它吃鸡，可能会被当作有害动物来消灭。这种提倡当然具有科学性，但是，即便不提倡，人们也难以伤及黄鼠狼，因为这种动物特别有灵性，要捕捉它们，决非易事。

相反，人们不仅不会捕捉黄鼠狼，反而会保护它，其动机也源自民俗，以及人们朴素的动物保护观念。中国民间对动物的崇拜主要体现在对“五大家”的崇拜上，五大家也称“五大仙”，包括狐仙(狐狸)、黄仙(黄鼠狼)、白仙(刺猬)、柳仙(蛇)、灰仙(老鼠)，民间俗称“狐黄白柳灰”。

民间崇拜“五大家”也源于万物有灵的思想，人和万物共享一个地球，如果伤害了它们，它们能以“妖术”对人类进行报复，使人类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倘若人们敬奉它们，则会得到护佑。在“五大家”中，人们对狐仙、黄仙和白仙更为敬畏，关于它们的灵迹传说也颇多，将它们附会为胡三太爷、黄二大爷、白老太太。因此，黄鼠狼其实在中国受到极大的保护。

问题是，当科学揭示黄鼠狼主要是吃鼠而不是吃鸡的时候，“黄鼠狼给鸡拜年——— 没安好心”的文化就与科学相悖，那么这种文化还能流传下去吗？或者说，能否否认“黄鼠狼给鸡拜年”所表达的语义，以及引申到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中。

科学与文化并不总是一致，而是有很多冲突，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文化，都有与科学相冲突的地方，中国的民俗中也有很多与科学相悖的东西，黄鼠狼给鸡拜年就是比较明显的一例。

解决科学与文化的冲突其实有一个原则，当文化尤其是旧文化中的东西被科学研究证明不符合事物规律并且有害无益之时，就应当摒弃。例如，民俗中的“坐月子”，经过大量科学研究和对比，揭示“坐月子”这种文化和习俗对女性和孩子不利，就应当摒弃，因此，在中国“坐月子”的风俗几乎成为历史，只有边远地区可能还存在。另一个与黄鼠狼给鸡拜年相似的是，当科学揭示所谓“除四害”(苍蝇、蚊子、老鼠、麻雀)中的麻雀不是害鸟而是益鸟时，就应当改正，并替补成臭虫或蟑螂。

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即便科学揭示了名不符实但又无关利害冲突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遵从文化和习俗的力量，因为，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东西，人人都知道，人人都在使用。“黄鼠狼给鸡拜年”的谚语起源于何时，很难考据。但是，毋庸置疑的是，人们看到过黄鼠狼捕食鸡，就不可避免地利用这种行为来比喻人类的社会行为。而且，这样的比喻更通过文化的传播发扬光大起来，不仅在中国，也在世界广泛使用。

1947年，中国漫画家华君武创作了黄鼠狼给鸡拜年的漫画，讽刺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又称欧洲复兴计划，即二战后美国对被战争破坏的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的计划)，从而让“黄鼠狼给鸡拜年”的比喻义走向世界。

尽管黄鼠狼真的不是以鸡为主食，但由于人们并没有伤害黄鼠狼，而且“黄鼠狼给鸡拜年”的喻义又深入人心并走向世界，要纠正这一谚语及深含的意义，不仅十分因难，而且没有多少价值，因为这种文化已经深入中国人的骨髓。

如果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的话，那么人们太严谨，文化就害怕。在鸡年套用一下“黄鼠狼给鸡拜年”的喻义而提前给亲朋好友拜年既是一种文化创新，也增添了节日的喜庆和新意，就当是个段子，何乐不为？诗词大会素材阅读集锦

汤凌云        

 

“诗词综艺热”是时代的声音

这些年来还曾流行过汉字听写大赛、成语大赛……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公众并非一味喜欢庸俗流行主义，依然有着高层次的文化需求。

 

“我本来以为收视率会低呢，没想到周围人都天天等着看”“我妈一边看一边问我，唐朝诗人是不是李白最厉害……”这几天的论坛上，诸多热议指向一档最初并不被特别看好的综艺节目《中国诗词大会》。从16岁“诗词达人”到点评嘉宾，甚至主持人的串词，皆成热点。印象中，古诗词除了学生课堂学习，似乎离社会生活有些远。此番热潮，很是出乎意料。（2月6日《解放日报》）　　

这个春节，电视基本上被《中国诗词大会》“霸屏”了。无论在家团聚，还是走亲访友，如果恰逢诗词大会时间，几乎都放着这档节目。这档节目，真正实现了“有意义”与“有意思”的融合，是少有的老少皆宜。　　

乍看起来，这档节目的走红，有些出人意料。春节期间观众喜欢的综艺节目类型，不外乎“一笑二闹三跳四唱”——这也是当前市场供给的主要形式。《中国诗词大会》，听起来就很有“文艺范”，似乎曲高和寡。可事实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　　

任何一种流行现象的背后，都对应着复杂而深刻的社会现实和社会心理。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接受了时代多元多样的概念。拿文化供给来说，很多人往往认准庸俗流行主义，认为粗浅的才是市场的。可在事实上，公众也有高层次的文化需求，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娱乐至死”。而这部分需求，却被有意无意地屏蔽。　　

“诗词综艺热”的出现，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这一热点与当代国人强烈呼唤传统文化回归的时代背景紧密相连，是国人文化自信的体现。其实，远远不止是《中国诗词大会》，这些年来还曾流行过汉字听写大赛、成语大赛……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公众并非一味喜欢庸俗流行主义，依然有着高层次的文化需求。只要传统文化找到好的表现方式，肯定受到欢迎，这是毋庸置疑的。　　

“诗词综艺热”是时代的声音，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优秀传统文化依然有着自己的受众，其关键就在于有没有人去做传播工作，能不能创新传播形式，做到既有意义又有意思。对于传播机构来说，通过创新的手段，让传统文化“飞入寻常百姓家”，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何乐而不为？

 

唤起“诗心”，更要唤起“诗教”

——《中国诗词大会》热播的启示之一

人文教育的特征是厚积薄发，期待已经体现可观效应的《中国诗词大会》这类节目，多多“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用唤起的“诗心”，引导“诗教”的勃发。

日前，复旦附中高一女生武亦姝在央视《中国诗词大会》总决赛中一举夺冠，并因在节目中的出色表现一夜走红。

这位斯斯文文、戴一副眼镜的长发女孩，在屏幕上神闲气静、从容应对，最终以《诗经》里“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一句在“月”字“飞花令”环节胜出，让网友们一致表示服气。这也让我们感觉到古典诗词作为中华文化的经典，流淌在我们的血脉里，行云流水、宛若天成般地抒写着我们的悠远神思和悲欢离合。这不是性质已变的诵经班一类炒作可以替代的。

不过，复旦附中的语文教研组长黄荣华，面对盛誉，反而吐了一番苦水：素质教育与应试教学不易协调。即便是在古诗词的教学中，应试模式也是避不开的。据报道，武亦姝能背2000首古诗词，更多源于其个人对诗词的爱好，并不具有普遍性。

可喜的是，素质教育今天铺展开来，《中国诗词大会》这类节目不过是其中一例。放眼中国和西方，人文传统即便被边缘化，终究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就西方古典教育的“自由七艺”而言，它将其中的文法和修辞改造成人文精神的培训，要求学生能读会写，着重训练学生翻译和阐释古代经典的能力。

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古典文献中的人文主义从文本到课堂，从课堂到人生，从人生到社会，普及开来。其最重要的核心，是培养学生做一个正直的人。这与我们今天见证的中国古典诗词启蒙热情，何尝不是殊途同归。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其名著《区隔》中，提出文化也是一种资本，可以和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一样发生功用。文化资本如何获得？在布尔迪厄看来，它有赖于从婴幼儿时代起，在家庭内部不知不觉早早获得的全部知识。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文化修养，更多取决于家庭和社会环境。

良好的教育固然重要，良好的家庭和社会氛围更为关键。今天，我们普遍感到人文缺失，普遍在急功近利、揠苗助长，这也是无奈的事实。人文教育的特征是厚积薄发，期待已经体现可观效应的《中国诗词大会》这类节目，多多“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用唤起的“诗心”，引导“诗教”的勃发。

 

诗词大会能改变白茹云的命运吗

 

除了权利之外，更应该关注白茹云们的精神世界。

 

40岁的白茹云是河北邢台市南和县的一个农民，2011年罹患淋巴癌，在病床上与诗词结缘。2017年2月6日，她在《中国诗词大会》的舞台上讲述了自己和诗歌的故事。《中国诗词大会》上的二十几分钟，白茹云让观众过目不忘。

《中国诗词大会》上最让人动容的选手，既不是才貌双全的00后少女武亦姝，也不是沉稳而又有底蕴的北大博士生陈更，而是身患癌症的河北农民白茹云。动容，并非源自她多有才思，也不是她的淡定气质，而是她的苦难命运。

动容源自多重“冲突”。也许在一些人看来，既然是农民，种好地就是了，干嘛喜欢上诗词，附庸风雅？既然患上癌症，好好治病就是了，不应该有闲心品赏古代诗词啊。既然家庭贫寒，治病让家庭境况雪上加霜，更不应该埋首于诗词欣赏。这么多违和，自然让人难忘，也让人关心白茹云的悲苦遭遇。

谁说农民就不能喜欢上诗词呢？写诗、背诗不是诗人的专利，任何人都可以写。此前媒体披露了一群工人诗人的境况，他们喜欢写诗，且写得不错，比如曾在东莞打工的打工妹郑小琼，其笔下有流水线上的工人，有自己苍凉的际遇，她的诗作多次获得官方大奖。

再比如有个叫老井的矿工，写过矿难的诗，有这么几句：在辽阔的地心深处/有几十个采摘大地内脏的人/不幸地承受了/大地复仇时/释放出的万丈怒火，已炼成灰烬……兄弟们/把你们悲戚、潮湿的灵魂/这条条闷热、漆黑的闪电/都伏到我的肩上吧……这样的诗是用心写出的，不装不俗，字字撞击读者的心扉，让人读后无不震撼。

我们应该意识到无论农民还是工人都有权利喜欢诗词，别一相情愿认为诗歌是贵族的游戏，舞文弄墨是文化人的特长。殊不知，这些基层的人最不缺生活，更不缺情感，也不缺不幸，他们的生活也许与诗意无关，但他们具备了写诗的基本条件。诗歌的最初起源不就是与劳动相关吗？我国最早的诗集《诗经》中不是有太多描写劳动的名篇吗？比如《伐檀》、《大田》、《丰年》。早就有人说过，劳动者是真正的诗人。

除了权利之外，更应该关注白茹云们的精神世界。一说到文化精神生活，我们就想到了城里人享受的文娱活动，对于农民来说，他们难道没有这方面的需求？白茹云接受采访时透露了一个细节，她参加《中华好诗词》，节目组看她没有书，就送了一套唐诗、宋词、元曲，有十几本。不少农民有文化，也喜欢看书，但舍不得花钱买书，我们常说文化下乡，像白茹云这样喜欢看书的农民，他们太需要精神食粮了。

此外，不能不关注白茹云们的困苦难题。白茹云是癌症病人，她是家里老大，有三个弟弟。小时候，放学了和假期的任务就是看弟弟，有个弟弟脑子里长瘤，“现在已经痴呆了，傻了”，还有一个弟弟，“8年前在北京打工，后来失踪了，再也联系不上了”。说是命运多舛还真非虚言，对这样的家庭，全社会是不是该伸出援手？白茹云也称，希望失踪的弟弟能回来，家人都平平安安。这个卑微的愿望，何时才能实现呢？

白茹云，凭借着《中国诗词大会》成名了，命运也许会有改观。得承认，白茹云的生命状态里并没有诗情画意，相反，却充满了种种痛苦。诗词，也许是纾解苦痛的解药，也许是抚慰灵魂的处方，但是并不能真正使她彻底改变命运。在华彩的舞台上，有人看到了白茹云的坚强，也有人看到了她的悟性，相关部门看到了什么？

 

我们写不出好的古诗了，但至少还能消费

 

如果诗歌成为普通人生活的一部分，有什么不好呢？

 

《中国诗词大会》火了！据央视数据显示，该节目全部10期累计收看观众达到11.63亿人次。这样的节目，能引起社会极大关注，是一个好事情。相比于几家卫视请明星玩游戏的真人秀，背诵古诗词可谓是真人秀中的一股清流了。距离胡适提倡新诗的新文化运动刚好一百年时间，中国人突然又爱上古诗词，实在是相当耐人寻味的事。

有不少朋友对这档节目持批评态度。他们认为，古典诗词是高雅的、精英的，是不适合大众化的，这样背诵和宣传并不合适。还有人认为，这种节目的火爆，恰恰说明中国诗词文化已经堕落不堪：所谓才子才女，都只会背诵而已，他们不懂平仄，更写不出来好诗。

这样的说法当然有点道理。在我们的文化观念中，诗是语言刀尖上的舞蹈，是文学各体裁的王者。诗人这一称谓，一度高冷又让人崇拜。上世纪80年代，写诗的中文系男生，在校园中能找最漂亮的女朋友。但是自90年代以来，社会日益趋向现实，诗人遭到冷遇，甚至提这个词会显得很尴尬。

诗坛一度面临这样的窘境：新文化运动宣告了古体诗的死亡，100年过去，现代诗（白话诗）还没有完全征服普通大众，甚至现代诗也有玩不下去的感觉。90年代的先锋诗歌实验，代表着白话诗在技艺上的巅峰，但是不要说普通大众，大多数中文系本科生也读不懂了，诗歌成为彻底小众的文学。

局面在最近几年有所改观，智能手机时代，在技术上让写诗变得容易。仿佛一夜之间，出现了很多诗歌公众号——即使是营销号，也会把排版搞得和诗歌一样。“诗，就是断行的艺术”，这是对白话诗最大的嘲讽，但是却也证明，诗歌不再是少数精英把持的游戏。

因此，不要把普通人对诗歌的热情，与真正的诗人在技巧与语言上的探索混为一谈。手机互联网时代，诗重新走进大众，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消费行为。在手机上听配乐的诗，在朋友圈敲下几行语无伦次的感想，确实不高雅，但是也并没玷污诗歌的光荣。

在听到崔健的声音之前，我读他的歌词，那时我以为他是和北岛一样出色的诗人呢。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更遥远的古代，在《诗经》或者更早的时代，在还没有诗学的时代，诗歌与劳动人民贴得很近。即使是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宋词，很多在宋代也是边喝酒边吟唱，远没有今天人们所想的那样高冷。如果诗歌成为普通人生活的一部分，有什么不好呢？

《中国诗词大会》受到追捧，背后就是中国人对诗歌的需求。在任何时代，被历史挑选后的精致的汉语，都会唤醒中国人共同体的意识。中国人再也写不出那么好的古诗了，但是至少还可以消费古诗。

如果有更多人读古诗（不必到电视上），对现代汉语是有益的，我们的语言正在粗鄙化，正需要这样的回调。其实，放在整个诗歌史的长河中，百年新诗史，只是其中短暂的片段。如果中国人的古诗词素养再高一些，即使对白话诗的写作，也是有益的。

 

古诗词的正确打开方式不止背诵

若止步于背诵、不懂欣赏、不深究内涵，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果仅停留在“知道主义”，恐怕很难形成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基因链条。

满屏竞传飞花令，一众争说武亦姝。春节长假期间，一档名为《中国诗词大会》的电视节目广受关注，来自各行各业、不同年龄的选手以诗为剑，一较高下，引人入胜。有人为此惊呼：中国诗词的春天来了！

诚然，这样一档形式活泼的电视节目迅速带起“人人读诗、人人爱诗”的风潮，让人们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之美，无疑值得肯定。然而，比赛中也暴露出一些选手只知背诵、不知其意，不懂平仄对仗，甚至不知道诗词中一些字的正确写法，这样的问题发人深省——中国古诗词的正确“打开方式”，难道就只是背诵吗？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不可否认，背诵是创作的基础，没有数量的积累，一切都是空谈。但是，若止步于背诵、不懂欣赏、不深究内涵，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果仅停留在“知道主义”，恐怕很难形成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基因链条。

千年往事凭诗见。我们身处诗词的国度，在灿若星河的名篇佳作中，可以寻到自己的来路，探出未来的方向。只有将诗词的熏陶融汇到国民教育的各个环节，将优秀传统文化的元素与社会生产生活深度融合，这些流传千年的优秀精神财富才能摆脱昙花一现的命运，真正活起来、传下去。

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这种认识已经开始深入人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在以现代人喜闻乐见的方式走进千家万户。借助丰富多元的传播手段，“听写大会”、“成语大会”等电视节目正在唤起大家对汉语言文化的关注与兴趣；“为你读诗”、“书香中国”等文化活动让人们在奔波之余享受心灵的慰藉；传统文化进校园、进社区的国家教育规划，唤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珍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色，描绘当代中国的文化亮色。

古诗词的正确打开方式不能止于背诵，而应沿着古人的生花妙笔一路上溯，去探寻他们“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的那份执著，去用心感受诗意之美。

 

 

武亦姝和赵雷为何火了

近段时间，一个“才子”、一个“佳人”陆续成为朋友圈里的刷屏人物。前者是赵雷，一位民谣歌手，凭着一首《成都》，在湖南卫视节目《歌手》中甫一登台，就拿到了第二名的好成绩；后者是武亦姝，一名中学生，在央视《中国诗词大会》上一鸣惊人，成功问鼎。一个现代、一个传统，两人的“意外火爆”，看似不搭边，背后或有着相似的原因：唤醒人们对优雅文化的渴望 。

撇开《成都》的曲调不说，它的词本身就是一首诗歌。“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让我依依不舍的，不止你的温柔……分别总是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抑扬顿挫的韵律、画面十足的文字，比起声嘶力竭的无端发泄，赵雷的笔触就像冬日的一缕阳光，给我们带来温暖而沉静的安抚。也无怪乎有人在安静听完这首歌后，感慨：“成都因为赵雷的《成都》更加成都。”话虽绕，却点出了《成都》火的缘由：共鸣。

同样，武亦姝的火，也不仅仅因为她高挑的个子、俊秀的外表、温婉的气质，更是她身上浸润的深厚文化底蕴对集体记忆的唤醒。从《诗经》里的“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到《将进酒》的“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从苏轼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到陆游的“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武亦姝用舞台上的惊艳表现，唤醒了无数观众共同的文化记忆。很多人或许在忙碌的生活中，在红尘的追逐中，早已经忘记了诗词的意义，但蓦然回首，却发现那些纯洁心灵、净化灵魂的传统文化，就隐藏在心灵深处。这样的集体记忆，怎能不令人泪奔？怎能不令人感动？

其实，不管是打动人心的民谣，还是古典雅致的诗词，流淌于其间的，正是“雅文化”的血液。古典诗词，自不用说。不少民谣，也正是因为其历经打磨后，刻画出人生的百态，引发大家的共鸣，增厚人心的土壤，由此才成为“爆款”。叶嘉莹先生曾指出，诗歌的用处，正在其可以唤起人们一种善于感发、富于联想、更富于高瞻远瞩之精神的不死的心灵。这句话，同样也适用于其他文学艺术作品。一部作品，假如充斥着庸俗、低俗的元素，弥漫着无聊、空洞的气息，或许能赢得一时火爆，但却难言持久。更别说，那样的作品除去发泄、抱怨之外，对于心灵成长，又有何益可言呢？所以说，有意义的作品才是培厚文化土壤的养料。

当然，俗和雅，并非截然对立。雅，并不意味着追求“小众化”，不考虑大众的接受能力；雅，更不意味着故弄玄虚、无病呻吟。恰恰相反，所谓的“雅”，是要以“意义”驯服“庸俗”，用朴素纯粹的美打动人心。那些传唱久远的歌曲，那些广为流传的诗歌，不管是让人感动也好，引人深思也罢，不都因其有着独特的美才被人们传唱么？可以说，“雅”的品质，有时同样需要有“俗”的演绎，只不过，这种“俗”并非庸俗、烂俗，而是通俗。

赵雷、武亦姝有两句话，格外令人印象深刻。一句是，“人生需要不断感动，才能守住那些始终干净的东西”；另一句是，“文化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烙印终归会显现出它的力量”。“始终干净的东西”“文化的烙印”，表述虽有不同，但无疑，都是对雅文化的一种呼唤。拒绝那些虚伪的东西，用有意义的文化涵养现代心灵，这，或许是是赵雷、武亦姝给我们带来的最大文化启示。

 

从赵雷到武亦姝，别让“清流”只停留在感叹和想象

 

一个是民谣歌手，一个是中学生，前者用一曲舒缓清新的《成都》刷爆朋友圈，后者则凭借一连串脱口而出的诗句转瞬成为“国民女神”。

　　即便只是看上面这段话，诸位也知道笔者要说的是这段时间的两位现象级人物，参加《我是歌手》的赵雷，以及参加《中国诗词大会》的武亦姝。比起观众和网友们那些毫不吝惜的赞美之词来说，笔者更好奇的是：他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触及到了人们心灵？

　　二人之所以在一众选手中脱颖而出而受追捧，直接原因就在于“反差”。相比于那些成名的大咖歌手飙高音、炫唱功，赵雷胜在表演的简单、朴实与表达内容诗意的反差上；而相比于一些成年选手，武亦姝则胜在年龄和气质的“弱小”与表现出的强大诗词量反差上。

　　对观众来说，人们不会在意赵雷此前已经多次参加综艺节目，而武亦姝那句看似生僻的“七月在野，八月在宇……”其实出自所在中学的校本教材。这样讲不是要对二人进行苛责，而是想说明，人们的感叹更多时候是出现在对比中，在人有我无的情况下放大了想象。

　　人们赞叹赵雷，是因为歌声中提供了一个美好生活的想象；人们赞叹武亦姝，是因为她的表现提供了一个才女想象。这些想象正是人们在现实中感到稀缺的，因此才会有人形容二者“是综艺界的一股‘清流’”。不过，是音乐和诗词本身所具有的魅力打动了我们么？未必。在笔者看来，对很多人来说，更多的恐怕只是这些想象暂时满足了稀缺精神需求而已。

　　对一档节目或当事人而言，受到了人们交口称赞，接连制造了热门话题，获得了空前的关注，这可以算是一种成功。问题是，当我们回到现实中时这种想象又能持续多久？具体一点儿说，有多少人会选择像赵雷一样一度“漂泊”在酒吧驻唱？又有多少家长可以让孩子放弃各种舞蹈班、奥数班而去背成百上千的古诗词？

所以，不该总是在感叹，更重要的在反观每个人自己：我们是否真正领略到了音乐和诗词的魅力？我们是否能保存和实践人类心中那份对真善美的朴实追求？如果像某些网友那样看完节目，去买上一本《唐诗三百首》做做样子，那就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我们是不是与古典汉语过于隔阂了

缺少厚重的经典阅读，一个人的内心就会变得苍白而贫瘠。

 

    不久前，纽约一所高中的中文期末考试卷爆红网络。明明是中文试卷，上面白纸黑字写的是汉语，但一些网友表示“居然一道都不会做”，报道甚至夸张地称“有人掩面而逃，有人开始怀疑人生”。

我仔细看了网上流传的那张试卷，它主要由三部分组成，找反义词或近义词、造句与作文。作文题为三选一：莲花的启示；永远的昭君；读“大鼠”有感。说实话，这样的题目，相比国内某些令人吐槽的语文试卷，比如将一篇好好的文章粗暴肢解、大卸八块，再挖空心思、掘地三尺寻找各种“意义”、并为此准备了一套标准答案——它的难度并不算离谱。

之所以许多人面对这张试卷会犯晕，可能跟试卷里有不少对我们来说相对陌生的古典意味较浓的词语有关。比如，给僦居、啖、齕等词语找近义词，给羁绊等词语找反义词。这当中，除了“僦居”（即“租屋而居”）这个词现代人较少使用之外，其他的实际上也谈不上有多冷僻啊，这只能说明，我们与古典汉语已经过于隔阂了。

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度，是诞生过诗经、先秦诸子与李白杜甫的国度。虽然现代文早已取代了文言文，但是，通过那些古典的文字，我们才能读懂一个古典的中国，我们不能过多地切断了与古文的情感及精神联系。很小的时候就看到过一个典故，说是欧阳修有一天和大家出去玩，路上看到一匹马发疯奔跑，把狗踏死了。欧阳修说，谁能用最少的字把这件事写出来？结果有人写了几十个字，有人写了十几个字。欧阳修说，如果你们这样写历史，四百年唐史要多少房间放？他最后说，这事六个字就可以搞掂，即“马逸毙犬于途”。看看，文言文是一种多么精妙的语言啊。唐诗不可译，也正在于此。

多年前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过，一些台湾老兵没读多少书，但写起家信来却文雅庄重，古风俨然。顺便想起一事，高中毕业那年，我曾向湖南师大资深教授马积高先生写信自荐，为表示尊敬，在信封上写下“敬启”二字。后来教授回信说，“你这是要我恭恭敬敬地把信封拆开吗？”此细节我一直不敢忘怀。

事实上，如今作为大众畅销读物存在的经典普及读本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作为专门面向青少年的读本而存在的，冯友兰的《新世训》、朱光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的部分章节，最初都是在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杂志上发表的。朱自清写《经典常谈》，本意是写给中学生看的，但这个通俗的小书现在也成为经典。这似乎说明，如今大众的经典阅读水平较之过去已有所下降。

进一步说，浅阅读、娱乐化是目前我国青少年阅读存在的最大问题。显然，如果一个孩子的阅读脱不了娱乐明星、星座运程之类的话题，或者总是处于言情、穿越、虚幻的包围之中，思考能力会随之降低。缺少厚重的经典阅读，一个人的内心就会变得苍白而贫瘠。据闻今后中小学语文教育将加大古文阅读比重，这是好事，将使我们的灵魂更好地与诗经、与先秦诸子、与李白杜甫的灵魂连接起来。

 

黄鼠狼给鸡拜年：科学怼文化的尴尬

如果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的话，那么人们太严谨，文化就害怕。

 

鸡年春节，许多人都在除夕提前拜年，搞得大家都在问这是什么梗，以为弄错了千年如一的大年初一拜年的习俗。后来才知道，今年是鸡年，过了年三十拜年就有黄鼠狼给鸡拜年的嫌疑，所以要提前拜年。

哼哼，这显然有违中国几千年来的民俗，需要纠正。但是，需要站在科学的高度来怼这种不按年俗拜年的做派。于是就有了科学纠偏，说的是，人家黄鼠狼几乎是不吃鸡的，既然黄鼠狼并不图谋吃鸡，为何要给鸡拜年，所以黄鼠狼给鸡拜年是千古奇冤，以讹传讹。

最直接的证据来源于野生动物研究人员、《兽类学报》副主编盛和林，后者在1983年发表在《大自然》杂志上的文章《黄鼬功大过小》称，他们在浙江、安徽、湖北、河南、吉林、内蒙古、山西、河北等主要产区解剖过4978只黄鼬(黄鼠狼)的胃，发现它们主要吃老鼠、蛙类和昆虫，也吃蛇、蜥蜴、小杂鱼，甚至蜗牛、蚂蟥、蚯蚓等无脊椎动物。在食物严重缺乏时，个别的也以甜味的芦苇根和薯块充饥。在解剖中，仅发现两个胃内有家禽，一个胃内有幼家兔。

也就是说，黄鼬的食谱非常广泛，但是其真正偏爱的食物是老鼠，占其食物总量的30%-70%。因此，黄鼠狼对于除鼠害和保护粮食有功。这个认知当然是科学的，因此研究人员提倡保护黄鼠狼。

其实，保护黄鼠狼的倡议早就被包括盛和林在内的科学家提出来了，其理据就是，人们对黄鼠狼有偏见，最大的偏见就是认为它吃鸡，可能会被当作有害动物来消灭。这种提倡当然具有科学性，但是，即便不提倡，人们也难以伤及黄鼠狼，因为这种动物特别有灵性，要捕捉它们，决非易事。

相反，人们不仅不会捕捉黄鼠狼，反而会保护它，其动机也源自民俗，以及人们朴素的动物保护观念。中国民间对动物的崇拜主要体现在对“五大家”的崇拜上，五大家也称“五大仙”，包括狐仙(狐狸)、黄仙(黄鼠狼)、白仙(刺猬)、柳仙(蛇)、灰仙(老鼠)，民间俗称“狐黄白柳灰”。

民间崇拜“五大家”也源于万物有灵的思想，人和万物共享一个地球，如果伤害了它们，它们能以“妖术”对人类进行报复，使人类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倘若人们敬奉它们，则会得到护佑。在“五大家”中，人们对狐仙、黄仙和白仙更为敬畏，关于它们的灵迹传说也颇多，将它们附会为胡三太爷、黄二大爷、白老太太。因此，黄鼠狼其实在中国受到极大的保护。

问题是，当科学揭示黄鼠狼主要是吃鼠而不是吃鸡的时候，“黄鼠狼给鸡拜年——— 没安好心”的文化就与科学相悖，那么这种文化还能流传下去吗？或者说，能否否认“黄鼠狼给鸡拜年”所表达的语义，以及引申到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中。

科学与文化并不总是一致，而是有很多冲突，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文化，都有与科学相冲突的地方，中国的民俗中也有很多与科学相悖的东西，黄鼠狼给鸡拜年就是比较明显的一例。

解决科学与文化的冲突其实有一个原则，当文化尤其是旧文化中的东西被科学研究证明不符合事物规律并且有害无益之时，就应当摒弃。例如，民俗中的“坐月子”，经过大量科学研究和对比，揭示“坐月子”这种文化和习俗对女性和孩子不利，就应当摒弃，因此，在中国“坐月子”的风俗几乎成为历史，只有边远地区可能还存在。另一个与黄鼠狼给鸡拜年相似的是，当科学揭示所谓“除四害”(苍蝇、蚊子、老鼠、麻雀)中的麻雀不是害鸟而是益鸟时，就应当改正，并替补成臭虫或蟑螂。

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即便科学揭示了名不符实但又无关利害冲突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遵从文化和习俗的力量，因为，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东西，人人都知道，人人都在使用。“黄鼠狼给鸡拜年”的谚语起源于何时，很难考据。但是，毋庸置疑的是，人们看到过黄鼠狼捕食鸡，就不可避免地利用这种行为来比喻人类的社会行为。而且，这样的比喻更通过文化的传播发扬光大起来，不仅在中国，也在世界广泛使用。

1947年，中国漫画家华君武创作了黄鼠狼给鸡拜年的漫画，讽刺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又称欧洲复兴计划，即二战后美国对被战争破坏的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的计划)，从而让“黄鼠狼给鸡拜年”的比喻义走向世界。

尽管黄鼠狼真的不是以鸡为主食，但由于人们并没有伤害黄鼠狼，而且“黄鼠狼给鸡拜年”的喻义又深入人心并走向世界，要纠正这一谚语及深含的意义，不仅十分因难，而且没有多少价值，因为这种文化已经深入中国人的骨髓。

如果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的话，那么人们太严谨，文化就害怕。在鸡年套用一下“黄鼠狼给鸡拜年”的喻义而提前给亲朋好友拜年既是一种文化创新，也增添了节日的喜庆和新意，就当是个段子，何乐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