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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第一编：历史学的本体论，占据了全书二分之一的内容，是全书的重点和难点。这一部分主要包括以下四个内容：历史学的发展历程、唯物史观、历史发展的规律、历史发展的动力。

同其他任何一门科学一样，“历史学从潜科学发展成为现代科学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从天命——神学史观主导下的古代史学发展到人性——理性史观主导下的近代史学，在发展到唯物史观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在天命——神学史观主导下的古代史学把人类社会历史的一切现象及其变化的终极原因，归结为天命及种种神的意志。在人性——理性史观主导下的近代史学“把决定人类历史发展演变的终极原因或最终动力归结为‘人性’或‘理性’，从而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演变的规律总结为‘人性’或‘理性’升级为净化的‘自然规律’。”这两种史学观念“都没有正确了揭示出历史存在和变化的因果必然性规律，也不能在实践中检验那些规律的是非真伪的知识体系”。所以它们都没有将历史学从其他学科中分离出来，使其成为一门独立的真正的科学。而在唯物史观出现后，它明确指出：“决定人类历史发展演变的终极原因或终极动力，是人类自身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和与之相应的物质生产实践能力，它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就是人类自身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能力的发展推动人类的社会交往方式和整个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也就是从原始社会经过阶级社会到无阶级的‘自由人联合体’的规律。”同时它还提供了历史研究的指导原则或导向性方法，使历史学成为了一门真正的科学。

书中，作者分别对人本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和科学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做出了解释和分析，指出：人本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强调“人的命运和人类历史进程的决定因素是历史活动者的目的、意志等精神因素，认为社会历史过程就是人们、特别是精英人物的动机和意志的展现过程。”而科学主义的社会历史观认为“人的命运和人类历史进程的决定因素是人的外部生存条件（包括人们自己无意识的造成的生存条件）或自身的生理条件。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都不由自主的受着那些条件的支配，自己没有能动的选择的余地。” 这两种历史观都没有看到“人类在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实践活动过程中，每时每刻都既受到种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同时又在实践活动中不断积累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和精神力量，使自己逐渐减少‘不由自主’的程度，增加‘自主选择’的自由度。”“两者都陷入了不能自拔的困境中，而唯物史观发现了摆脱困境的途径——发现了决定人类历史发展演变的终极的原因和动力，从而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由此不但克服了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困境和对立，还提供了一个指南针或导航图，指引历史学从一个只能叙述或评说前人往事、不能揭示规律的“人文学科”升华成为通过具体历史进程揭示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在这里，作者从理论上更为全面和深刻地揭示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真正从理论上阐发了唯物史观的先进性，表明唯物史观是值得历史研究者给以充分的重视的。

然而，在过去以至现在，对唯物史观的解读出现了偏颇，不但给唯物史观的反对者们留下了非难唯物史观的种种借口，而且使唯物史观的不少拥护者产生了种种困惑。这种偏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而一些阐释唯物史观的学者“在阐释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或历史发展的动力时，不知不觉的忽略了动力就来自人本身——或者说，来自体力和脑力劳动者本身，而着重强调‘矛盾就是动力’，或‘动力来自于矛盾’”。二、唯物史观是“人本身推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与之相应的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同时也是人们的物质实践活动，推动人自身的能力和素质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一些学者主要强调“它是由种种‘矛盾’推动和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最终导致了“唯物史观作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的含义就不知不觉的被忽略了。历史发展规律就成了‘矛盾’或‘社会形态’自身的运动规律，人本身反而只是那个运动规律的‘载体’了”，也就是产生了所谓的“见物不见人”的结论。这些被偏颇理解的唯物史观如果用于指导现实的实践或者用于指导社会历史科学研究，都会导致简单化、机械化和教条主义的不良后果。我们应该在正确并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样我们才能在现实实践和历史科学研究中沿着正确的道路走下去。那么，“见物不见人”中的“人”究竟指什么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时就进行了详细的解释：“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而唯物史观的出发点，在作者看来，就是现实的人和他们的实践活动。它的归宿点就是“揭示现实的人和他们的实践活动怎样推动他们本身——包括他们的人性——和他们的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到‘自由人的联合体’的规律。”因此，作者进一步证明了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从上面一段我们已经了解到：历史是现实的人和他们的实践活动推动人自身和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是人们自身创造自己历史的规律，那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到底是什么呢？首先，作作者为我们定义了规律：一类是对事物运动变化的“不变秩序”所作的单纯的经验型归纳，不包含“因果必然性的链条”，这属于经验规律，一类是包含着对事物运动变化的“因果必然性链条”的“不变秩序”的全称判断，这属于“因果必然性规律”或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规律”。而普遍规律，必须是能够从共同的因果必然性上既揭示出相同或相似形态出现的必然性，又揭示出相异形态出现的必然性的规律。对于历史发展的规律，孔德和密尔提出了“共存规律”和“相继规律”，这两个规律都是根据经验观察到的事实归纳出来的经验性规律，总结了历史上出现的大部分现象，但其中并没有包括“因果必然性链条”，所以也不能被认为是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多次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到和论述，但我们却找不到他们按社会形态或社会发展阶段依次更替的序列来表述全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的论述。在充分分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论述后，作者结合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历程得出了以下结论：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和能力推动者人们自身从“未成熟的个人”发展到消除了“一切自发性”的、具有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的“完全的个人”的规律，同时也就是人们自己推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并从而推动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到“自由人的联合体”的规律。在这一编的第四章，作者进一步对历史发展规律进行阐释，认为历史发展规律中的主观能动性是自变量，客观限定性是因变量，后者随着前者的变化而变化。并利用社会历史阶段的可跨越性和不可跨越性，自然条件对人类的制约和人类控制自然界能力的发展对这个观点进行了更深入的理解和说明。